2000年後，台灣經濟逐年衰退，街頭遊民的面孔越來越年輕（當代漂泊協會 郭盈靖拍攝）

鏡好聽〈記者手札〉系列節目
文｜陳玉梅

　2000年開始，台灣經濟逐年衰退，企業大型化，壓縮了中小企業，後來台商西進中國，失業的人口逐年攀升。街頭遊民的面孔越來越年輕，媒體開始小篇幅的探討是不是失業人口年齡層往下降，導致街頭開始出現年輕遊民？但是頂多一二個社工或萬華商家的說法，從來沒有失業的遊民出來現身說法......


失業之後 我與家人面目全非

　變成遊民是逐步來的。失業後，覺得自己沒工作很沒面子，開始放逐自己、不認同自己，覺得自己很沒有價值。他覺得反正自己也不是一個人物了，逐漸也不在意外表、談吐和清潔了。以前每個月拿薪水回去養家，後來連家也不回了。當人不敢面對現實、一直找理由逃避，到後來連人生的方向感也沒有了。

　我們總以為遊民就是墮落才愛喝酒，但是有時喝酒是為了保暖，或者逃避痛苦。張琪說她當時經常跑台北縣，就是現在的新北市，每次到了冬天，常常早上就會看到遊民死在公園。因為很冷，這些遊民又喝劣質酒，喝酒的時候，體內很熱，可是夜裡，外面溫度才7、8度，造成心臟麻痺；而且，喝完酒會散熱，有時失溫就凍死了。遊民在外遊蕩久了，本能會退化，長年在街頭餐風露宿，精神身體都容易生病。

　隨著失業人口的增加，卡奴也增加了，張琪說，後來竟然也有卡奴淪落街頭。張琪甚至曾驚見一家子帶了小的在街頭躲債，父母因為怕孩子受到討債公司的威脅，不敢讓小孩上學。當時許多銀行將債務委託給討債公司去索討。
 

　張琪在人安基金會幫忙，就看著遊民不斷增加。她說，像基金會2000年以前，幫遊民辦尾牙才50張桌，到了2006年已增加到320桌，尾牙當天早上不到8點半就有人來排隊搶位子，只因這頓飯做得比較豐盛，這些人已經盼了1整年。

　主流媒體喜歡包裝新聞，少有社會這麼陰暗面的報導，回到我們的成長經歷或從小讀的課本裡面，也從來不會跟我們講社會這麼真實的一面，就像台灣這麼多人離婚，外遇跟劈腿，少有媒體很嚴肅地去談過這些事。還有，明明底層人佔社會人口很大一部分，可是媒體有好好了解他們嗎？這些底層人物到底經歷了什麼事？難道把問題歸因於就是這些人不夠努力，我們就滿足這個答案嗎？的確，台灣不少人都是這樣看這群人，把一個人的失敗導向於個人因素，可能很多社會也是這樣，可是當你這樣看問題的時候，你就會忽略社會結構是如何不利於這群人。

　多年訪問，看到很多人因為失業，再加上意外，就很容易像溜滑梯一樣往社會下層跌落。2006-2007年，台灣社會發生嚴重的卡債問題，造成非常多的卡奴，很多卡奴被銀行逼債，有人跑路，有人自殺，很多家庭的日子根本過不下去。當時律師林永頌帶著一群律師幫忙這些卡奴，跟銀行法院協商債務。當時我就訪問了林律師。

　大家都認為，欠錢還錢，天經地義，還有什麼好說的？林律師原本也是這樣認為，甚至以為這些卡奴都是因為買奢侈品，但是他在了解卡奴後，才發現有人失業，跑去開計程車，但是SARS期間沒有客人，接著老婆生小孩又早產，只好跟銀行借錢。他來找林律師幫忙的時候，已經連續開車開了32小時都沒有休息。他拚命開計程車還錢，但是怎麼樣還，都還不到本金，因為當年銀行循環利率高達20％，而且是複利，借80萬，兩年就變成好幾百萬，結果錢愈還愈多。林律師曾經開玩笑的問他：「為什麼不跑掉算了？」結果這計程車車司機回他：「我跑掉，以後是要怎麼教育我的小孩？」他是個老實人，想還錢，也真的一直在還，如果不是利息這麼高，他早還清了。林律師說，像他這樣的司機，他至少認識幾十個。這個司機也曾經想過要自殺。


五十萬卡奴悲歌 並非過度消費這簡單

　我有個記者朋友夏傳位在他寫的《塑膠鴉片》一書裡提到，2000年開始，台灣的信用卡跟現金卡雙卡借貸急速上升，卡奴形成的這段時間，正是台灣經濟衰退，失業率飆升的時候。根據他的調查，五十萬卡奴裡，其實過度消費的只佔12%，而失業卻佔了將近六成。所以，過度消費並不是卡債高築的主要原因，失業或人生的重大變故，還有離婚才是。我後來訪問夏傳位，針對卡奴過度消費這個問題，他覺得，就算是過度消費也沒什麼好譴責的，因為現在社會，消費已經是經濟成長的驅動力，政府、廣告跟媒體每天都在鼓勵大家消費，個人現在也是透過消費自我定義，大家多多少少都會去吃大餐、買手機或者名牌奢侈品，過度消費已經是現代社會的高風險，只是有些人在變成問題之前就處理掉了，卡奴只是因為處理不好往下掉而已。夏傳位採訪很多案例，很多卡奴起先都是消費，後來真正出現大筆費用，都是因為他開始失業或家裡出狀況，他去預借現金急用。

　沒有遇過這種事的中上階層跟高收入的上班族，每個月都有盈利或固定薪水進帳，無法體會突然斷了糧，或是看到存款不斷探底，那種焦慮與心慌。可是一般家庭，很多都沒有存款，當因為失業沒有了收入，即使全家不吃不喝，都要付房貸、生活費或孩子的學費，最後就只能跟銀行借錢。

　有人認為卡奴，街友，都是極端現象、罕見案例，可是如果你去問問身邊人，恐怕並非如此。我曾訪過一個在就服站，幫失業朋友找工作的二度就業婦女，就是所謂的就業媽媽，當她很有成就感的跟我談完，她如何成功幫忙兩個失婚婦女找到賣手搖杯的工作後，突然跟我說，她其實是負債上百萬的卡奴，因為在做這工作前，她也曾失業多年，就靠借錢付小孩學費，過日子。後來她在就業服務站找到的工作也不穩定，因為那是政府外包給廠商的工作，一年一聘，還要看業績，才可能續聘，而且薪水也不高，她無法償還卡債的本金，每月就只能繳交最低金額，而龐大的利息還持續在滾動著，她無能處理，只好暫時擺著。我真的很意外，一個幫人就業的人，竟然自己也曾經長年失業，而且自己的工作也不穩定，隨時怕被裁員，還背負著百萬卡債。

　我常遇到一種狀況，你原本帶著某個問題去採訪某個人，可是你發現了他另外一個驚人的故事，這些故事很難想像的發生在他身上。

　其實採訪這些人，我有個觀察，台灣社會的救助體系還是不夠完善，大多數人靠的還是家人、朋友的支持。像我每次採訪這些街友往下墜落的過程，我就常常覺得我跟他們只是一線之隔。我自己也遇過不如意的事，我曾經難產，接著孩子早產，有幾年時間非常失意辛苦，可是我有個家人及朋友的網路在支持我，所以我可度過失意那些日子。有人可能沒有這樣的網絡支持他，也沒有資源，或是完全不知道到哪找資源，所以他就像溜滑梯一樣，往社會下層滑落。林永頌在幫助這數百個卡奴過程當中，他後來也認為，還是要有完整的社會救助體系，不能只靠家人，因為家人也可能支撐不住。像我訪過一個家庭有個植物人需要照顧，然後某個家人又突然生病；或是生下特殊需要更多照顧的孩子，還有父母失智等等，社會總有不安全的一面，如果只靠親朋好友，沒有社會福利制度，真的會非常艱難。林永頌最後說了一句話：「社會要安定，就是要讓底層人能有尊嚴地活下去。」

　這讓我想起東京大學畢業的第一線社會工作者，如今是東大教授的湯淺誠寫的《反貧困：逃出溜滑梯的社會》一書，在這本書裡，湯淺誠描述日本就是這樣一個溜滑梯的社會，他在書中舉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，一個五十二歲的男子，被發現時，已經死掉一個月了，屍體都變成木乃伊了。他在最後的日記裡寫著，好想吃一顆飯糰。在日本這麼富裕的社會，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？為什麼他不出來求救？原來這名男子因為肝硬化無法工作，後來社會救助又被中止，他又不造成別人的麻煩，死前家裏就剩下幾個硬幣。其實台灣也有這樣的故事，但是我們在媒體經常只看到結果，比如父母帶著孩子去自殺，或是誰已死亡，少有記者去追蹤死者生前經歷什麼事？這幾年我閱讀許多日本學者研究貧困的書籍，像ＮＨＫ做過類似調查，追蹤孤獨死在家中的人，生前經歷過什麼事？那個紀錄的也是一個人向下滑落的過程。

　我很難忘湯淺誠在書裡寫的一段話，「有人說，自己的人生要自己負責啊，但是這種『人生自己負責論』，就等於將沒有人依靠這件事合理化了，但是這些高呼人生要自己負責的人，應該也不是啃著自己一個人活過來的吧？」其實我們是靠著關係，網絡存活的，如果當一個人在墜落過程中，有任何一個人或制度伸手接住你，你也許就不會再往下滑了。

　回到遊民，我後來訪問了一個在台北街頭流浪二十年的老馬，老馬很會畫圖，也很有論述能力。他說他常常自我檢討，到底自己為什麼會被社會淘汰？是當年沒有用功讀書，還是沒學好技術？像他是獨子，父母過世後，他也沒能力成家，就一個人想盡辦法照顧自己。剛開始他在染整廠工作，後來老闆因為產業西進，自己小工廠沒有競爭力就跑了。後來他拿出存款出來擺地攤，警察有每天開單。之後跟朋友合資開旅行社，錢又被朋友騙光了，就到台北火車站來。老馬說，在火車站經常被趕來趕去，以前還可以放東西，後來街友不在，東西就被清掉了，小馬非常生氣被這樣對待。老馬感觸地說，貧窮不是罪，社會要對抗的是貧窮，而不是遊民，他們很努力在生活，可是這社會就是一直打壓他們。


勞動環境連動 街頭上越來越多年輕遊民

　老馬流浪二十年，對遊民的觀察是蠻令人怵目驚心的。以前他看到的遊民都是因為失業，才變成遊民；可是後來看到新一輩遊民是根本找不到工作。其實回頭看我們的外勞政策，兩千年外勞是32萬，到了2017年，是64萬，等於64萬的工作就是被外勞取代了，原本做這些工作的勞工，如果要再找工作，就要往上找比較需要專業知識的工作，才可能有機會，可是這群邊緣勞工又沒辦法符合這些需求，可能從此就再也找不到工作。老馬說的那些根本找不到工作的年輕遊民，可能就是這群人。我後來就在街頭經常遇到了他們。

　對於外勞政策對台灣本地人的影響，我們太少去討論了。我常在我們社區看到許多有錢人，其實家裡根本沒有老人，卻可以請得到外勞，像我的鄰居，一對夫妻住了九十坪大房子，請了一個外勞照顧他們十幾年了；還有搭電梯時，經常看到外勞幫公主、小姐背書包，帶他們上學，我一直不解，我兩個寡母要申請外勞非常困難，為什麼這群人就是可以申請到外勞？可是這群有錢人，以他們的財力，如果請個外勞成本是三、四萬，他改請一個本地勞工，也許多付個一兩萬塊，但是改善的就是本地一個家庭。我們沒有好好檢討這個外勞政策帶來的社會後果，這個社會後果，造成一群人失業，往下沈淪，政府是否要規劃政策上去扶助這群人？而不是不斷地幫有錢人找群低廉的勞動力？

　回到為什麼我一認為個案非常重要，因為你會在這些個案的私人經驗裡，看到公共性，看到社會結構出了什麼問題？一個人的貧困，落難或沈淪，從來不在個人，而在社會。這是我認為報導個案非常重要，也是記者工作對台灣很重要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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